据新京报报道，7月28日，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〉办法（草案修改二稿）》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。草案修改二稿明确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有权劝阻，对受害人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 

 

　　“任何单位和个人”，“有权”劝阻，“应当”报案……这意味着，一个人只要目睹了家暴现场，就有义务报案——即便他只是个“路人甲”。

 

　　在家暴动辄刺激公众敏感神经，也成了大众关切议题的语境中，此举很难不引发舆论关注：这是首次有地方性法规拟对家暴行为“目击者”的报案义务作出明确规定，相当于将“强制报告义务主体”进行了扩充。

 

　　明确家暴“目击者”应报案，本质上也重申了一点：家暴不是家务事。在家暴面前，任何人都不该做袖手旁观的看客，或者轻易转过身去装作没看见。

 

　　这无疑是有的放矢：虽然“家暴不是家务事”在当下渐成社会共识，可这离转化为“路见‘家暴’，出手相助”的广谱性行动自觉，仍有距离。“家事化”判断和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观念，总是轻易“劝退”一些人的干预念头。而广东拟立法规定家暴“目击者”应报案，就是对此的矫枉与纠偏。

 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把目击者也纳入“强制报告”责任主体之列，是反家暴地方立法层面的“创新”。

 

　　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单位、个人对正在发生的家暴“有权及时劝阻”，但广东这份草案中的表述口径则是“任何单位和个人”；反家庭暴力法将应当报案的主体限定为学校、幼儿园、医疗机构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、救助管理机构、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适用情形则是“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”，这份草案则往前迈出了一大步——规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”在“受害人面临人身安全威胁”时都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 

　　明确家暴“目击者”应报案，的确是对法律权利义务的调整。这拓宽了人们的义务区间，但无关道义绑架：不论是着眼于反家暴亟须的“社会共治结构”，还是从干预成本、公民道德自觉等角度考虑，要求人们及时介入或举报家暴行为，都谈不上“过分要求”。

 

　　当某些肆无忌惮的家暴行为呈现出“外向化”特征时，不只是那些与反家暴反虐待直接相关的受理、跟进和转介人员，目击者也有跟不法行为作斗争的义务。更何况，拍照存证和报案没那么高的现实风险，但“做还是不做”，却决定了行善和助恶的朝向，还可能改变受害者的遭遇乃至命运。

 

　　要求家暴“目击者”应报案，是在反家庭暴力法基础上的“更进一步”，但这不是将法律泛道德化的乱来，而是拿捏好了“善法”分寸：广东草案修订也是在研判基础上，将“有权”报案修改为了“应当”报案，并非想当然。

 

　　说到底，反家暴地方立法，家暴防治网络织得越牢越好——只要严守法治框架，多些在反家庭暴力法基础上的“更进一步”也无妨；对于其他地方立法中的好举措，各地也宜见贤思齐、善于对标。像明确路人“见家暴得管”，就颇具范本价值，可资各地借鉴。